人心复杂、易变。
统帅一百人、一千人乃至数千人，可以做到全部、或者大部分人忠诚于自己。
可一旦人数上万、十万、百万，根本做不到所谓的控制和忠诚。
许多士兵恐怕连吴争的脸都没见过，何谈忠诚？
自古皇帝再昏馈、暴虐，但对天子脚下百姓，还是相对优渥的，为何？
为得就是掌握京城人心。
就连山贼、强盗都明白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。
吴争终于理清了一个思路——掌控人心。
再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了。
自己这两年多的时间，一直领兵打仗，扮演着一个救火队长的角色。
虽说手下有了一支不可轻侮辱的虎贲，但对于民心的掌控，是缺失的。
以至于在面临前后两次政变时，都无法以一个势不可挡的姿态参与其中，甚至在象陈子龙、钱肃乐等人眼中，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。
地方武臣兵权再强，也很难参与京城政变，除非与京城重臣勾连合谋。
自古以来皆如此，因为地方武臣，缺少对政局的把握和掌控。
吴争想明白了。
……。
王之仁心中，对吴争确实有些内疚。
但他不后悔。
他认为，吴争确实有些能为，加上宗室身份，假以时日，定能有大作为。
这也是王之仁能一次次配合吴争、甚至纵容吴争“胡作非为”的原因，包括这次水师上岸进攻仪真之战。
但，这一切，在“太子”这二字面前，轰然崩塌。
再近的宗亲，还能强过太子去？
何况朝中重臣，民间大儒、学子，无不推崇太子，说他有明君之相。
王之仁能为了吴争这座小庙，去放弃一尊大菩萨？
结果可想而知。
当然，钱肃乐代表太子许诺，册封王之仁为异姓王，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。
既然有了这个决定，王之仁自然要与吴争划清界线。
政治嘛，通俗的说，就是站队。
做错事不可怕，站错队那就是灭顶之灾，从崇祯朝到弘光朝，再到鲁监国，最后是公主监国，无处没有党争。
王之仁太清楚站队的重要性了。
虽说谈成重兵权，可大义名份还是很要紧的，而且兵权，自己不是掌控着三营水师吗？
至少在王之仁看来，吴争是不具备造反可能的，不是吴争麾下军队战力不足，而是……吴争太年青，年青到王之仁不知道该用怎样的姿态去面对吴争。
长辈？下属？朋友至交？
都不对。所以，与其难决，不如脱离！
如今很轻松了，那就是“同僚”。
但，王之仁是经过宦海打滚的，是人都明白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的道理。
有道是做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嘛。
王之仁做了两个决定，一是知会他的心腹亲信贺老三，发动了一场下克上的“兵变”，将大军滞留江都，这其中又有两个打算，一是如有可能占稳江都，那么对自己就是一张足够沉重的底牌，其次，王之仁能坦然面对吴争，因为这支水师他没有占为己有，而是按吴争的意思，派往江北营救仪真钱肃典残部了，至于撤不撤的回来，那是另外的问题了。
为了这，王之仁是动了不少心思的，一是要对朝廷交待得过去，二是还要保存住这支水师不被清军围剿，造成重大损失。好在江都与长江离得不远，有水师舰船纵横于江上，还能对王一林部起到支援的作用，至少打不过跑，还是可以的。
但这个违抗诏令的命令，是万万不能由主将王一林来下的，这样的话，傻子都知道是王之仁在背后授意，让士兵由下至上，发动一场请愿，这就可以把自己和侄儿王一林给撇清，当然，王一林的领导责任，那是横竖跑不了的。
可这已经不重要了，只要自己不到，王一林哪怕罢官去职，成了一个大头兵，自己随时都能再将他提升至指挥使，谁叫自己手中有三营水师呢？
哪怕太子，不也得容让自己三分吗？
第二个决定，那就是将吴争曾经为新建第三营水师支付的钱财，分文一少地退给吴争，这也算是有始有终、好聚好散吧，王之仁的意思非常简单，这支水师我训练的，你花的钱还给你，不但还给你，我还多给二万两，从此之后，你我桥归桥路归路，谁也别记恨谁，这支水师，你也就别想染指了。
王之仁现在不缺钱，他侄儿王一林劫掠江都，那可是几十船财货啊，虽说分成了三份，那也不是一笔小数字。
说到底，王之仁终究还是在心里忌惮吴争，否则，以他能与方国安在绍兴府截留浙东六府七、八十万两夏税的手段和狠辣，这笔钱是断不会还的。
王之仁的算盘确实打得“啪啪”响，可他终究不能预料，有长江之隔的江都，究竟会上演出怎样的一出大戏。
如果他能有先见之明，必定追悔莫及。
……。
这个时候，发生了一个意外。
临安伯夏完淳带伤返回太平府，这才知道他的恩师陈子龙假借他的名义，调走了一半建阳卫。
夏完淳心急如焚，生怕对吴争不利，于是集结了一千人，迅速北上。
吴争在得知密报后，立即派人前往夏完淳来路报信。
得到吴争密信时，夏完淳正打算强行通过大胜关，若吴争的信使稍迟一个时辰，怕是夏完淳真会攻大胜关了。
好在消息到得及时，夏完淳正